4700多年前，浙江湖州的先民就开始植桑、养蚕。湖州杼山旁有座夏驾山，传说夏后在此植桑养蚕。到了明代中叶，南浔辑里湖丝脱颖而出，列为御用贡品，蜚声京都，远销海外。时至清代遂名震天下。1851年，产自南浔辑里村的“荣记”辑里湖丝在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一举夺得金银大奖，南浔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世博会金奖诞生地。而距南浔古镇七里之遥的辑里村自然更引起了世人的瞩目。
一
摆在桌上的这份家谱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崇祯三年。眼前这位老人叫温晋璋，是辑里村养蚕人的后代。我们坐在大树下的晒场上，四周是连绵不断的桑园。据说这里最老的桑树已经有100多年历史。
这里是温晋璋的老家辑里村。听当地人说，辑里湖丝的由来、沿革与明末两位南浔籍阁老的推荐有关（一说三位阁老）。温晋璋老人呷了口茶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你知道明代崇桢皇帝的首辅大臣温体仁吗？他是我的十世祖，传说当初是他把辑里湖丝引进到京城和皇宫的，并雅化‘七里’之名，改称‘辑里’；后来辑里湖丝就成了御用贡品。”到清朝时内务府规定，凡是皇帝和后妃穿的龙袍凤衣，必须用辑里湖丝作为织造原料。当时南浔蚕桑之盛，可谓“无尺地之不桑，无匹妇之不蚕”。而当辑里湖丝成为湖丝的冠冕之后，不仅湖州所属各地所产之丝均冠以“辑里”之名，甚至杭州、嘉兴、海宁等地及南浔镇毗邻的江苏省所属地区之丝也竞相采用“辑里”之名，辑里湖丝实际上成了“中国优质蚕丝”的代名词。南粤缎粤纱、山西潞绸及江苏、福建等省的丝织原料，特别是高级原料都须仰仗辑里湖丝，官营的织造局更依赖上贡的辑里湖丝，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织造局在每年丝季都前往南浔大量采办生丝。丝绸成为南浔最主要的生产事业和人民生活的衣食之源。
据《徐愚斋日记》所言，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做生日，有人把南浔辑里湖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。1851年，在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，广东籍沪商徐荣村寄去十二包产自南浔的“荣记”辑里湖丝，被评委认定“充分显示了来自蚕桑原产国的丝绸的优异品质”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授予金银大奖，并赠“小飞人”证书，由此牵出了中国与世博最早的红线，南浔成为中国第一个世博会金奖诞生地。1910年，南浔辑里湖丝在被称为世博会预演的南洋劝业会上有13个品牌分别获一等商勋、二等商勋及超等奖、优等奖；1911年，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上，南浔辑里湖丝各类产品均荣获金奖；1915年，南浔辑里湖丝与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。在192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，经过技术改良，兴机缫丝参展的辑里湖丝又一举获得最高奖——甲等大奖8个。据初步考证，辑里湖丝还参加了比利时列日、意大利都灵、美国圣路易斯等世博会，频频获得大奖。2012年第41届世博会在上海举行，辑里湖丝再度闪亮登场，成为浙江馆的镇馆之宝。
南浔辑里湖丝（又名辑里丝）因产于辑里村而得名。辑里，亦名七里，据《七里村志》记载，缘于西至马腰、北距南浔皆七里，故而得名。
清康熙大学士温斐忱《朝列大夫长史公家传》写道：七里，元代已有村落。明代，“七里”与“俞塔”并称。及至清代，据清顺治八年（1651）蔡弈深的《温文忠墓志铭》说：“讳亮者，复迁乌程之淤溪，再传百岁翁清乐公琏。”可见当时“七里”又名“淤溪”。淤溪为村东息塘在穿珠湾附近分流至村的一条支流，是以溪为村名的。清康熙以前，“淤溪”一度与南浔、马腰、乌镇并称为镇。淤溪镇即为七里村，“有居民数百家，市廛栉比。”
温晋璋老人说，明崇祯年间温阁老雅化“七里”之名，故称“辑里”。这一称呼的雅化，意味着辑里湖丝已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眼中的珍宠。阁老朱国桢在《涌幢小品》中称赞：“湖丝惟七里丝尤佳，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，苏人入手即织，用织帽缎，紫光可鉴，其地在南浔七里，故以名。”这是“七里丝”之名最早见于史籍的记载。
南浔古镇地处太湖之南水网地带，地势东倾，河流纵横，形如蜘网。来自浙北天目山的苕霅两溪之水，流经漾、荡、河、港，逐渐澄清，水清如镜，土质粘韧，构成了育桑、养蚕和缫丝的良好自然条件。南浔辑里村早有“水重丝韧”之传说，即该村穿珠港、西塘桥河之水，不仅甚清，而且水中矿物质较别处要丰富得多，也就是说酸碱度比较好，比别处的每一桶（五公斤）重二两，所缫的一根丝亦比别处的丝可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（过去人们对生丝质量好坏的评断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铜钿挂在所缫的一根丝上，越能承重、韧性越好的丝为上品）。
辑里村人还总结了“凡蚕之性喜温和”的经验，发挥了当地风调雨顺、气候温和之有利条件，精心护养和选育出一种极优良的蚕种“莲心种”。1874年，日本驻沪领事曾派专人采购“莲心种”送日本培育。此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，所缫之丝纤度细、拉力强、色艳鲜、解舒好；同时辑里村人改进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，即鲜茧生缫、冷盆低温、定粒缫丝、添绪塔头、勤换塔头、卷绕压稳、炭盆干燥、环境清洁。还将旧式缫丝车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，这在没有机器缫丝的年代是比较先进的。正如黄省曾在《蚕经》中说：“看缫丝之人，南浔为善”；《南浔志》陶朱公致富书中说：“缫丝莫精于南浔人。”鉴于上述诸多因素，辑里湖丝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“细、圆、匀、坚、白、净、柔、韧”等特点。可以说，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南浔人的执著追求和辛勤耕耘，才使得辑里湖丝具有“细、圆、匀、坚、净、柔、韧”等特点，成为美仑美奂的丝中极品。
二
如果说南浔古镇是一部线装的古籍，那么辑里村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页，或者说是重要的核心元素。可以说，没有“辑里湖丝”辑里村，就没有南浔古镇的辉煌。南浔古镇的前世今生，每一步都离不开“辑里湖丝”辑里人。因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，传统的农业模式，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几乎使旧时的乡村都陷入了闭关自守的状态。但当徽商、晋商还自我封闭，大多走不出经商入仕、回归宅院的怪圈的时候，南浔却敢为人先跳出了这个怪圈，凭借了得天独厚的辑里湖丝，走向上海，走出国门，令其他江南古镇所不敢企及。
也许因为南浔是诞生了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（原名富，字仲荣，又称三秀）的地方，沈万三走了，他家的小渔船摇进了周庄，但善于经商的灵气留下了。南浔名门望族的脉气一直极旺盛，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庞大，宋、明代已难以辨考；清代时南浔居民已大多经营丝业，如邢家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浮华世家。
据温晋璋老人回忆，当时南浔那条名叫丝行埭的老街上，所有的店铺、货架上，都满满地堆放着一捆捆、一包包、一绞绞的辑里湖丝。埭，即坝，称为埭的坝是大堤，是可以作为固若金汤的大堤，顾名思义，丝行埭是东方丝市的一条大堤！
每天清晨，这街上就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但与求售生丝的农民的激情相比，店内的伙计却冷静而镇定，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售丝者中声音最响亮、最尖锐的，大概要算那些妇女了，但伙计们却依然应付裕如，不管对方的吵闹和喧哗，始终保持着一种幽静，还不时爆发出笑声。一切都似乎进展得很顺利。不知不觉间，一个个协议达成了。生丝成交后，农民就满脸笑容地离开了热闹的街市，有的上了面馆，有的去了茶楼……这就是清初南浔丝市盛况的生动写照。
然而，到了公行制时期（1757-1842），虽然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，但南浔丝商已不满足于丝行埭上坐商经营的现状了。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两生丝由广行收购后转手卖给洋人能获利多少，但他们相信这利肯定很高。否则，广州人怎么会不远千里来此开广行收购呢？“老南浔”回忆说，当年唐家兜的那家张源泰丝行，是后来“八牛”之一张佩森家的。他的祖上就是开辟南浔丝业海运的先驱。也有人说，“八牛”之一梅家开设的梅恒裕行，创始人梅鸿吉，早年也是坐漂洋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。初冒险时，张家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，外用咸菜、香大头菜作掩护，同时备足粮食、腌肉和淡水，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（白银藏于鱼腹），没想到竟安然无恙，获了大利。这件事默默地改变着南浔丝商的传统理念和经营模式，虽然出海的途径很多，但一些“弄潮儿”却常从海宁乍浦港出发，进入杭州湾，南下广州，经公行之手或直接与洋商交易，使辑里湖丝外销印度、缅甸、埃及、叙利亚等国。虽然有过惊涛、险滩、风暴的袭击，也有过海盗劫掠，但他们终究凭漂洋船开辟了一条“南浔——广州”的海运生丝之路。
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鸦片战争失败后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，湖丝贸易以南浔为重要集散中心，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上海开埠的最初四年，南浔辑里湖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%。1847年，辑里湖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.3%。据统计，当时上海的91家丝经行中，70%为南浔人所开设。南浔镇仅丝行埭上就开设了50余家丝（经）行、丝裁，收购和经营辑里湖丝。清代诗人曹仁虎在《浔溪竹枝词》中这样描述当时盛况：“红蚕上簇四眠过，金茧成来欲化蛾。听道今年丝价好，通津桥头贩船多。”据《上海生丝贸易报告（1847—1848）》记载：“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自浙江省北部三个府，即杭州、湖州、嘉兴。上述三府中，湖州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。湖州府最大的生丝集散市场有三个，即南浔镇、菱湖镇、双林镇。上述三个丝市中最大的一个是南浔镇。”据《广州海关十年（1882—1891）报告》：“直到1870年为止，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湖丝。”至1909年，在日本的生丝出口量超过中国前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国，而以南浔辑里丝为主的湖丝一直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。
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（1862-1875），南浔依托上海这个通商口岸，凭借天下独一无二的辑里湖丝而崛起的丝商群体包含了太多的神秘，俗称“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”，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。他们的财产总额大约在六千万至八千万两。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，相当于清末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，堪称富可敌国。因为19世纪90年代初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；1894年前，本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。南浔的这些大贾巨富还以极大的财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。
三
我谢别了温晋璋老人，穿过辑里村中的水泥路，来到了他家邻近的一户沿河而建的农家。一进门，顿觉比屋外阴凉、宁静。这户农家墙角边摆着一排竖琴般的蚕架，蚕架上下十级，逐一放着一只只圆圆满满的蚕匾；另一边靠墙的地上堆满了绿茵茵的桑叶。68岁的李伯伯正在这间30平米左右的小屋里忙活。
李伯伯听了我的来意后，便打开了话匣子。今年他养了“一张”蚕种，大概是2.5万至3万条幼蚕。从五月初开始饲养。此时蚕宝宝都在大口大口地啃吃密密麻麻的桑叶。细听，春蚕食叶悉悉索索的声音就像“沙沙沙”的细雨。闲聊中，我了解到，一年中蚕农养蚕分春蚕、夏蚕、早秋蚕和中秋蚕等五季，而春蚕是其中最好的蚕种。养一批蚕一般需要24天左右，一张“蚕种”消耗的桑叶在400到500公斤。以前养蚕的农家都会谢绝来客，还有一些民俗的禁忌，养蚕比喂养婴儿还要小心。“现在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了，但是蚕房必须要保持清洁卫生，常通风换气。”李伯伯脸露笑容，聊起“养蚕经”滔滔不绝。“小时候，跟着爸爸妈妈学养蚕，蚕宝宝就是自己童年的玩伴；长大后这个就是生计，养蚕、种田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；现在人老了，子女多外出读书、打工，屋子空着也可惜，还是按老习惯养蚕吧。一来可以补贴家用，二来日子也过得开心些。”
李伯伯养了50多年蚕，这在辑里村并不稀奇。现在整个村还在养蚕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，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，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。见到58岁的王大婶时，她戴着草帽，正在桑园里熟练地从枝头捋下碧绿鲜嫩的桑叶。装满一箩筐后，她爽朗地说：“这些桑叶足够用了，因为我家的蚕宝宝过两天就要‘上山’吐丝了。”我跟她又走进村里，看到有些农家正在做蚕花园子或烧蚕花饭，意在祝愿今年蚕花十二分，甚至廿四分：有些农家已经翻出结茧的簇架，在自家门口空地上平摊晾晒了。这种簇架就是“山棚”和“柴龙”。“山棚”由一束稻草对折成上尖下宽的“小山”，往下成扇形辐射状，把它们一个个安插在桑叶上，蚕宝宝吃完最后一次桑叶，便会往“山棚”上爬，找到合适的地方吐丝结茧。而“柴龙”则是用麦秆和稻草绳串起，绞成长长的螺旋条，看上去毛茸茸的，像一条柴草做的“长龙”。这些簇架都是蚕农们亲手制作的。
眼前，有的农家的蚕宝宝正在“上山”。王大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拿起一条老蚕，举向光线充足处，“瞧，蚕的胸部已呈半透明，腹部背面微黄了，这说明它就要‘上山’了。”“上山”后的蚕一二日就作茧，在“山棚”上采茧，便称为“回山”。当地有句俗语：“蚕好全好”，“天虫”即蚕，从蚕到丝的演变，是南浔一曲“耕桑之富”的天虫之歌
从蚕到茧才走了第一步，而从茧到丝的缫丝工艺也相当重要。然而，这些曾经的骄傲随着20世纪初期机缫丝生产的不断推进，手工缫丝逐渐衰落，如今会辑里湖丝制作手艺的人在村上已屈指可数。2010年辑里湖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三批“非遗”名录，村上的顾明琪师傅被列入辑里湖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。
我见到顾师傅时，他正在南浔古镇上的辑里湖丝馆为游客现场表演“抽丝剥茧”的手艺。走进辑里湖丝馆，迎面就见四棵高大古老的广玉兰，庭院深深，绿荫覆地。凑巧，顾师傅刚开始表演辑里湖丝传统的制作手艺。只见他拿着烧熟的茧子，轻轻一挑，就抽出了丝头，蚕丝顺着架子牵引上去，脚踩转轴，蚕丝就一圈一圈地绕了起来。顾师傅说，汤盆里的水温要达到80度，才能使茧子在温水中解舒，抽出丝来。这样看似简单的活，真要自己做起来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。
今年67岁的顾师傅出身于辑里村蚕农世家，与丝茧纠缠了大半生，人称他是村里蚕桑农事的“活字典”，左邻右舍碰到什么植桑养蚕的问题，就会找他去把脉、处方。他还是养蚕的一把好手，同样一张蚕种，顾师傅总能比别人多收好几斤茧。老人对我们说：“这种传统的缫丝手艺，放在解放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的，但眼下会的人己很少了。”他不希望从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手艺在自己手里消失，所以退休后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会来这里为游客表演。他日思夜想的就是企盼更多人来关注这南浔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。因此他动员儿子一家也来养蚕。每当养蚕的季节，儿子儿媳常会回家来帮忙。他还希望借助南浔的水系，使游客浏览古镇后到辑里村去，体验江南蚕乡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。
虽然辑里湖丝昔日荣耀景象已凝结成永恒的回忆，但我漫步在南浔辑里村的桑园边，依然能感受到这千年古村落的古韵今风。遥望七里外的南浔古镇丝商望族的私宅大院依然如初，马头墙、观音兜、券门、廊屋高低起伏，错落有致，几乎每个人文景观都深深镌刻着中西合璧的印记。很多临河小店在出售“江南丝绸”，在街上也会遇到一些穿真丝长裙的女子。2009年7月15日，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“走进世博——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暨世博会历史回顾展览”上，南浔区设计的湖丝展台和“百年世博一丝牵”的宣传册，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，胡锦涛总书记驻足湖丝展台，仔细观看展品，听取了南浔辑里湖丝与世博会的故事介绍。如今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一带一路”的战略构想指引下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辑里湖丝的传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“重振南浔辉煌”的宏伟篇章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