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沈尹默父辈亲属

   沈际清（1807—1873），字润生，号楝泉，沈尹默祖父，浙江归安（今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竹墩村）人。受吴兴沈氏家学熏陶，善书法，喜藏书。书法宗颜真卿、董其昌，才思敏捷，酒酣辄手不停挥，顷刻成章，有求书者必应，毫不吝惜。寄籍宛平，由优行廪生，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顺天乡试第一名；二十五年（1845）会试，挑取謄录，遵例改归原籍（浙江归安），补国史馆誊录，议叙宛平知县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在籍办捐办团，保升同知；平定太平军后，随左宗棠赴京祭陕西，题补汉中府定远厅同知、调西安府宁陕同知；历充八年（1858）、九年（1859）乡试同考官；署鄜州绥德直隶州事；办理陕捐出力，奏保加运同衔；十年（1860）、十一年（1861）在全陕和金积堡荡平寇案内保升知府，后加盐运使衔正四品，诰授朝议大夫。配桐乡候选县丞程郁光女，继嘉庆进士礼部郎中湖城钮平斋女，副室陆氏。葬湖州北门外王家村杨辉山下。子二：祖颐、祖勋。

   沈祖颐（1854—1903），字诒仲，号龠斋，母陆氏。国学生，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遵筹饷例报捐通判，指发陕西并加盐提举衔；光绪元年（1875）至十八年（1892）五月，两次任陕西汉阴厅（又名砖坪厅，今安康市岚皋县）抚民通判，并接任汉中府定远厅（今汉中市镇巴县）同知，直至任内卒。其“政尚简易，不事矜张”；“尤拳拳以兴学育才为急务……”抚民通判为当时汉阴最高行政长官。他喜吟诗文，爱藏书，书宗欧阳询，兼涉赵松雪，中年尤喜北碑。归葬湖州北门外王家村杨辉山下。配咸丰浙江举人陕西候补知县高隽女，继道光福建进士山西潞安同知彭翊孙女、咸丰举人陕西洵阳县知县彭养珊女。育子三：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；女三：沈毓珠（星联）、沈毓珏（雅君）、沈毓瑾（小妹早夭）。

沈士远（1881—1950），生于陕西汉阴，浙江吴兴竹墩人。著名学者，庄子学专家、文字学家，“三沈”长兄。从小专攻古文，学批公文，精研老庄，以承父业，书法得其父传。1903 年，其父在陕南宦所故世，举家移居西安，他即挑起家庭经济重担，率先归故乡湖州，先在南浔正蒙学社执教国文，半年后受聘杭州浙江省高等学堂讲国文，在学生中常倡言“兴复汉族，驱除胡虏”，毫无顾忌，并将进步刊物借阅学子，对学生影响巨大，陈布雷即是他的得意门生。1917 年，受蔡元培之聘赴北京大学任教，进入学校评议会，并担任北大预科乙部教授、庶务部主任；还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燕京大学教授。曾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，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。1921 年春夏，领导北京大学等八校校长长达 4 个多月的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，遭军警殴打受伤，在全国人民声援下终获胜利。曾冒着危险，及时通知陈独秀转移，免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。他和鲁迅等人也相知甚密。他在大学讲授《国故概要》的庄子《天下篇》时，论述精辟，北大师生称其为“沈天下”。1929 年后，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、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、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、湖北省教育厅长、江西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、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、高等考试初试（再试）典试委员长、免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 年初，聘为北京故宫编纂委员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。育子二人：令章、令华；女一：令聪。

沈兼士（1887—1947），又名坚士，字犟，室名抗志斋、段砚斋；“三沈”中行三，生于陕西汉阴，吴兴竹墩人，中国语言文字学家、文献档案学家、教育学家。受家庭严格庭训，诗词、古文和书法从小便有深厚基础，并攻文字学。1905 年，与二兄沈尹默自费赴日本留学，先入东京铁道学院，课余师从章太炎学小学，并加入同盟会。1911年，毕业于日本东京物理专科学校，当年归国。1912 年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任国文教授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他和二兄沈尹默一起倡导白话诗，发表新诗十几首，中国早期新诗的倡导者之一。1921 年，受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，后任北大文学院院长。1926 年，赴厦门大学任国文教授，不久即返京，在故宫博物院从事研究工作，兼任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、文献馆馆长；并力主成立中瑞联合考察团，保护西部文物，影响深远。1927 年，参与创办辅仁大学，后任该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代理校长；兼任天津中日学院院长。他与鲁迅关系甚密，是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和《鲁迅全集》编委会委员。1937 年，日军占领北平，他发起成立秘密抗日组织炎社，经常用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等古文字写文章、赋诗、撰联，愤斥日寇。1942 年辗转到达西安，关怀流亡学生；入川后，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名誉教授。抗战胜利后，担任教育部平津地区主任委员，负责接收、甄别工作；并创办国立高级工业职学校，主张工业救国；同时复任辅仁大学、北京大学国学教授。他设立汉语“文字画”“初期意符字”等训诂、文字、音韵学说，建立档案学，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。沈兼士承家学，也能书法，擅行草，结体参考章草，呈横扁之状，用笔轻捷，顿挫提按分明。1947 年 8 月 2 日，患脑溢血病故。主要著作有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》《文字形义学》《杨雄方言之研究》《广韵声系》（我国迄今为止为汉字形声学研究最完整的学术著作）、《声训论讲义》《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》《段砚斋杂文》等。育子一人：沈观；女四人：沈萃、沈泰、沈节、沈兑。

三、沈尹默生平佚事

1.自评

我无字不入诗，为诗坛之公认。平心而论，我之成就当以诗为第一，词次之，书法最下。世人不察，誉为之书法，实愧哉矣！

2.自述学诗

我五岁上学，发蒙的李老师是一位年过七十的不第秀才，他却爱好诗歌，时常喜欢念几遍《千家诗》中的名句，如“将谓偷闲学少年”之类给我们听。后来另请了一位湖南宁乡吴老夫子，这位老夫子自己虽然不作诗，但教我们读《古诗源》、蘅塘退士所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位先生教人很严厉。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，十四岁那一年，因为背不过书，急得生了病，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时期，颇感轻松自在。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《红楼梦》。又看了一些小仓山房的著作，以及李、杜、韩、白诸唐人的诗选，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，这样，就引起了对于诗歌深厚的兴趣。因早岁僻居陕南，既无良师可以请益，且以远处外省，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，以资磨炼，入学校肄业，更不可能。所以新旧学问，皆无根底，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书法，因而不断暗中摸索。偶遇有人谈诗论字，即从旁注意听取，归而参之旧说，加以思考，信合于理，然后敢从其方，至今学习，犹循着这一途径。定远原是僻邑，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，内有池亭花木，登高望远，则山野在目，河流湍急有声，境实静寂。每当课余，既往游览，徘徊不能去。春秋佳日，别无朋好可与往还，只同兄弟姊妹聚集，学作韵语，篇成呈请父亲，为评定甲乙。山居生活，印象至深，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。

3.自述学书法

我十二岁始习书法，从欧阳询《醴泉铭》《皇甫诞碑》入手，对叶蔗田所刻《耕霞馆帖》最为欣赏。之前，塾师崇拜黄自元的字，要我临黄自元《醴泉铭》书帖。遵师命，依样画葫芦。一次，父亲见我临帖，便在仿纸上写了临欧阳询《醴泉铭》的字。只见父亲写的方严整饬，和自己临帖一比，立见雅俗，于是弃黄自元而学欧阳询，兼习篆隶。十五岁时，已略知书字，父亲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。父亲亦喜吟咏，但矜慎不苟作，书字参合欧、赵，中年喜北碑，为人书字，稍不称意，必改为之。公余时读两汉书，尤爱范史。我幼年在家塾读书，父亲虽忙于公事，但于无形中受到熏育。

4.沈体书法

沈长庆告诉笔者：沈尹默经过 70 多年的书法实践、理论、组织和教育的四方面磨合，刻苦探索创作，终于形成了“沈体书法”。其特点是：以“二王”为宗，融汇欧褚，汲取百家，博采众长，自成一体。其字俊秀飘逸，清新刚健，沈体涵盖楷、行、草书，尤以行书为精，不偏不怪，雅俗共赏，极具艺术性，更具实用性，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瑰宝中的重要一员，是现代“二王”第一人。

沈体书法的形成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。（一）北京时期（1894—1932）：沈尹默五岁学书，在他父亲指点下，弃馆阁体而学欧，刻意模仿欧、赵，甚至学赵（孟 ）、学仇（涞之），受到陈独秀“字其俗在骨”的批评，乃专意取法魏碑，“自觉腕下有力”后，才遍临唐碑，特别于褚遂良用功尤勤，从米南宫经智永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怀仁等，上溯二王书，进行了魏碑—唐碑—晋韵的转折，保证了沈体书法的流派特征。（二）重庆时期（1933—1949）：他在《学书丛话》中回忆：“学褚书同时，也间或临习其他唐人书，如陆柬之、李邕、徐浩、贺知章、孙过庭、张从申、范的等人，以及五代的杨凝式《韭花帖》《步虚词》，宋李建中《土母帖》，薛绍彭《杂书帖》，元代赵孟、鲜于枢诸名家墨迹。尤其对于唐太宗《温泉铭》用了一番力量，因为他们都是“二王”嫡系，“二王”墨迹，世无传者，不得不在此等处讨消息。兰亭楔帖虽也临写，但不易上手。于明代文衡山书，也学过一时；董元宰却少学习。”这一时期，他脱离了书法艺术探索，成为当时二王流派的灵魂人物，“民间第一大书家”。（三）上海时期（1949—1966）：这一阶段是他 68 岁到 84 岁时期，“沈体书法”日臻完善。20世纪 40 年代中国书坛有“南沈北于”双峰对峙的局面，随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退出大陆，标志着自沈曾植以来以北碑人行草和清代碑字书风寿终正寝；而以崇尚晋唐的沈尹默沈体书法，则成了重振中国书坛雄风的历史重任。为此，沈尹默以自己特殊身份，积极争取陈毅、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视、支持，建立书法组织，培养年轻书家，出版《书法》《书法研究》《书与画》，在上海首开书气，继而走向全国，结束了中国书法艺术私相传授的历史。沈尹默作为书坛领军人物，使书法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，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